百年巨匠高二适（十二）

【资料图】

百年巨匠高二适（十二）

□ 曹洋

四、文化救护②

1947年重阳节，高二适应于右任、张溥泉、贾煜如三人邀，赴紫金山天文台登高。高先生用陶诗“尘爵耻虚罍，寒华徒自荣”之句十字为韵作诗十首，其中引用《道德经》抨击统治者弃周礼而施暴：

从古邦之兴，应怀大宽廓。老言政察察，其民缺缺若。

此土本崇礼，刑德涂刀镬。今来率背圣，末流工夺掠。

1973年3月，高二适致费在山信札局部

1975年秋，高二适离大去之日不远，他以章草自守、以诗礼自誉结为楹联，对自我人生作总结：

而此草章为世守，岂有诗礼终平庸。

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高二适越发关注文化建设，由礼教扩展至整个大文化。既有对形而上的文化坚守，也有对形而下的文化关注，这包括如下三个理念。

第一，守住文化就是守住历史。1968年12月15日，高二适致信同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的谢居三：

……寻字划诚所谓“一代不数人，百年能几见”者。弟顷作草，欲以章隶入之今草。每伸纸，解衣盘礴，似叹臻此境，贤者将何以教我乎？弟每午前均在家，运动以还，益感书不可废。以今政取舍，配前古之兴衰，则历史尤不可废，此聊与兄一言之。不中处，幸勿流于口也。

在如火如荼的特殊时期，高二适却在此引用陈师道的诗句大谈自己的书法，并把它上升到政治和历史的高度——“书不可废”，“历史尤不可废”。这种言论，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挚爱，更是传统文人风骨在他身上不可抑止的爆发。

他致信费在山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表示了深深的忧虑：

荣宝斋米君对鄙书似有嗜痂之癖，当可徇君之请。鄙书早岁有鸡林之誉，近常慨中夏将或得绝弦之忧。

1973年3月初，他再致费在山书信说：

吾今将创狂草新体，以供当世之求，刻下南北均一片黄茅白苇，大苏之慨的然。即作废。

1975年8月20日，高二适给费在山的短笺中感叹文坛荒芜：

近海内文坛巟［荒］落，吾近阅审某种稿件，直是黄茅白苇。何物吴某谓吾驳议拾清人牙慧？此人尤不识书艺，斥之不胜斥，姑置之。

1976年元月28日，高二适致函戴彬：

彬兄贤契，手翰能运文墨，阅毕至为仰赞。方兹高士畏葸，畏惧，害怕。学问，黄茅白苇，满纸图［涂］鸦，令人生厌，则与足下远矣。

三信均以“黄茅白苇”慨叹当时的文化状况。“黄茅白苇”语出苏东坡《答张文潜书》一文：“文字之衰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其源实出于王氏……惟荒瘠斥卤之地，弥望皆黄茅白苇，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王氏，就是王安石。高二适特别赞同苏东坡的喟叹，但可贵的是，高二适不是仅做消极的旁观者，他以他的方式尽力挽救这个局面。他创作狂草新体——“以供当世之求”。在他眼里，书法不仅仅是艺术，还是学术，是文化，是历史。

1968年12月15日，高二适致谢居三信札局部

以书救文，或许就是高二适在这个特定时期的“政治”。他总能以诗心发现机会，展开自己的文化行动。1973年4月，高二适为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（即南京艺术学院）主任杨明书《李白古风五十九之十八》。在书后跋语中，希望杨明以高瞻远瞩的胸襟，为文艺树立标杆：

……

今晨凉气生被，忽获新笺，试为书此，窃缅愧老辈凋零，好事同攻。杨君主艺院，闻多名师友，愿以政府提倡与诸君子高瞻远瞩，庶为来学之准绳乎哉！前帖既竟，余纸为题跋如上，杨君其许吾未？呵呵！

1975年11月25日，高二适与学生谭家明、徐学渊一同观游南京栖霞寺，发现栖霞寺碑藏等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损坏。他回来即刻在27日，致信管理寺庙的南京炼油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戴彬及党委书记王平，请他们妥善保管文物。致戴彬信笺如下：

戴主任，前日匆匆离山，不克再谈，至歉。今写诗来乞教，另纸则赠王平同志存览，栖霞寺碑为江南名迹，乞公示意社中善为护持保存，以彰古物，而更进提倡书道也。

要知道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要求保护文物，还有弘扬书道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中国文化为什么数千年不断，就是有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精神。这是高二适一生中第四次谏言上书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1976年唐山地震，医院鼓励病患腾出床位，高夫子心脏病未愈却出院。他在郊区避震时致信云南张诚，一方面关心灾民生活，另一方面祈祷文化免遭损失。他说：“惟愿地动能息，不伤文物及什文之具，则尤衰残之所祷颂矣。”在致费在山信札中，他同样表达了这种忧心：“此次遭灾，毁伤文物及等身之具，其惨尤不必言。”

高二适就是这样，无论到什么时候心中都装的是天下，有时虽然细小得微不足道，但撑起的却是知识分子的脊梁——他可以泰然地为自己的人生画上最美的句号，然后走进历史。